偶然撞入“说书”门

——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二

上小学时，恐怕人人都写过《我的理想》或者《我的志愿》之类的作文。大都是写一些长大后参军保卫祖国，或当一个科学家，为人类做贡献等等。理想都很远大，志愿都很崇高。实际上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都是在老师的指导或授意下喊喊口号而已。很少写到自己真实的理想和志愿。我也写过《我的志愿》，写的当然不是心里话，真实志愿是什么呢？

第一志愿也是儿时的文学梦。少时爱看书，特别憧憬、痴迷文学，进而崇拜搞文学、写书的文学家、作家。觉得他们所从事的就是最崇高、神圣的事业，梦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文学家、作家。从三年级开始写作文起，差不多每次的作文都会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念。在老师的表扬，同学们的赞叹声中，便有些心高意大，飘飘然，天真地以为自己的作文水平已经了不起了，竟萌生了向报社“投稿”的念头，五年级时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浪花》，不记得写的是什么内容了，现在想来，那时候写的东西什么都不是。莽撞地投向了当时河南比较有名的一个刊物《奔流》编辑部，理所当然地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但这点冷水浇不灭熊熊燃烧的文学烈焰，仍没有死心。初三临近毕业时，受熟读神话小说《西游记》的影响，异想天开地想写一部长篇神话小说《下人间》，经过深思熟虑，决然动笔。时临考高中关键时刻，老师拼了命似的管教我们，同学们拼了命似的学习。早自习，晚自习，中午还要加班加点儿。每日里读呀、写呀、背呀，甚至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学得昏天黑地，忙得焦头烂额。在这学习极近白热化的环境中，我竟然能每天中午和晚上各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我的长篇神话小说《下人间》的创作。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每天中午和晚上各完成两页，把“钉子”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尽管中招考试过程中写神话小说分了心，但还是收到了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考上高中是荣幸、高兴的事儿，但我和母亲却高兴不起来，为上高中三年的学费、生活费发了愁，因为家里太穷，实在拿不出这个钱来。

自幼八岁丧父，母亲拉扯我们姊妹四个，历尽艰辛，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大哥、二哥各立门户，难以相顾，姐姐出嫁，家境也不富裕。平常柴米油盐也是常得姐姐周济才能维持，尽管当时学费、生活费都很低，但仍负担不起。母亲为能使我上高中，四处告借甚至到信用社贷款都是徒劳无功。我决定放弃读高中。尽管老师亲自到家中做工作，尽管亲邻都叹惜不上学太可惜了，但还是从此就辍学了。

辍学的原因除了交不起学费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再上学，可以静下心来，专业来完成神话小说《下人间》的创作，圆自己的文学梦。试图另辟蹊径，探索除考学之外的另一条成功之路。

事实证明，当时的行为和思想都有幼稚可笑的。我把《下人间》稿子完成，交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个月的焦急盼望等来了退稿的结果。希望的肥皂泡破灭了，文学梦变得更加虚渺和遥不可及，梦醒了不得不面对冷酷的现实。

我的第二志愿就是唱戏，也是最大的爱好。小时候看戏的机会不多，能看到的戏也很少，如《海岸风雷》、《沂蒙山颂》，以至后来看到的《朝阳沟》等，一些京剧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等则是从电影上看来的。每当跑数十里路到仓头、狂口、竹园等地去看那翻来覆去，已经看过几遍的老几出戏时，都是百看不厌。每看一场戏，都能记住好多戏词、表演动作，回来后自己就背地里偷偷地反复揣摩、模仿，比划、学唱。对唱戏的年轻演员，羡慕得要命，舞台上一言一行、一招一式的潇洒更是痴迷。站在五光十色的舞台上，吸收那么多人来观赏、崇拜，演员，多么体面、神圣的职业！剧团，多么神往的地方！

于是，少年时，就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大后一定要学唱戏，进剧团！但愿望归愿望，实现起来相当困难，那时候山区信息闭塞，没有电视，报纸很少见，广播也是断断续续的。即便有报纸和广播电台，也远没有现在的各种招工、招聘信息铺天盖地的多，几乎看不到也听不到。能走出山区，跳出农门到城里去当工人、当白领的除了考学外，都是外面有人，上面有关系，关系托关系跑出来的。那时候的剧团也不普及，一般只有县里才有，也没有听说有戏校，剧团什么时候招人，戏校什么时候招生，这些信息闭塞的农村很难得到。所以，象咱这种没有社会关系，一穷二白的农村人根本没有这种机遇。想进剧团，圆唱戏的梦也变得遥不可及。

辍学后，文学梦成为泡影，剧团梦也很渺茫。赶上农业生产连产责任制，我和母亲分到了两份土地，从此告别了学生生涯，学着栽红薯、锄地、割麦、打场、挑粪等庄稼活，成了窝在农村，地地道道的，又不甘心而又无奈，充满浮燥的农民。

初夏四月，天气渐热，傍晚从地里回来，热得让人沉闷，烦躁，吃罢饭，听说楼下院来说书的啦，今晚上可以听说书。压抑的心情稍微舒展一下，一阵风吹来，顿感轻松凉爽了许多。农活枯燥乏味，泥里土里忙一天，晚上除了趟在床上，翻翻几本早已看过几遍的小说之外，再无什么能提起自己的兴趣。偶尔来了说书的，听听说书，确实是令人振奋的事儿，疲劳感顿无。饭碗一推，到楼下院听说书去！

连产责任制后，桃园生产队分成了三个生产队，桃上、桃下和楼下，楼下由原来的小组升级成了生产队。以后大队改成村，桃园也改成了片，辖三个生产组。楼下的村名由楼下院而得。楼下院的“四合头院两对厦”有二百多年历史了，在当时也算是比较豪华的建筑了。进大门沿走廊右拐有一跨院，即四合头院。院中比较大，能容纳一百多人，平时开个群众会啥的，都是在院内进行。以往三个队在一块时，来说书的都是在三个队的中间——学校窑，或小学门前的操场上。如今分开了，楼下院还是第一次来说书的。

院里早已熙熙攘攘聚满了人，二百瓦的灯泡照得亮如白昼。靠左厢房桌子已经拉开，板凳已经摆好，暖壶、茶缸也已就绪。说书人已经到场，开始摆鼓、掏弦子了。大人们离得稍微远些，小孩儿们把桌子围个密不透风，说书人拉弦子弓都高低拉不开，有的还抽空儿拿鼓槌儿往鼓上敲。队长林奇还得替说书人维持秩序，吆喝娃们离开。

小孩子们被驱赶着离开些桌子，才看清说书的有三个人，有两个失目的，啥，瞎子？对说书人的面可不敢这样喊，人家非生气不可。失目人非常禁忌别人叫他瞎子，自身有生理缺陷，感到自卑，当面喊人家瞎子，等于揭人家的短，戳人家的痛，再说也不礼貌。一般都称为盲人，或失目人。两个失目的都是中年人，三十岁左右，一个中等身材消瘦一些，一个身材比较高大、魁梧。另一个明眼的比较年轻，二十来岁的样子。根据以往经验，不难判断，两个失目的中年人肯定是老师儿，年轻的小伙子一定是学徒兼领路的。有人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三个说书的都是姓王。为了便于区别和称呼，大家便把大高个的称为“大老王”，把瘦高个的称为“王师”，把年轻小伙子称为“小王”。我把他们三个人戏称为“老王、中王，小王”，当然，这都是彼此都熟识之后，才敢这么叫。

很快就开场了，先是一通敲鼓，接着由徒弟敲鼓打板，两个老师儿两把弦子并着拉，先是十八板，以后开始拉曲剧的慢垛儿，接下来拉歌儿，那时还没有流行歌曲，两个人拉当时著名的经典老歌《老两口学毛选》，两根弦子一对一答，一接一应，感觉好像真有老两口子在唱。一段弦子下来就叫好了，大家纷纷交口称赞。队长林奇尤其服气那个瘦个子老王的弦儿，说，同是一把弦子，还是人家拉出来出音；俺本家嫂子天成嫂说，人家那弦子听着跟说话一样。

接下来就开始说了，先由徒弟上场。按常规说，徒弟是垫场的，一般不说大书，都是说些书帽等小段儿，但这个“小王”却说的是大书，唱也有半个钟头吧，临刹板时唱的意思是这本书没完，明天晚上接住唱。刚开始书场比较乱，也没听清楚唱的是啥内容。以后才知道，他唱的这部书叫《金镯玉环记》。

稍事休息，大老王开始上场了，往书场一站，显得风度翩翩的，虽然是盲者，但外观看不出来是失目之人，眼珠骨碌碌来回转，看似炯炯有神。如果不是他站起来摸着桌角往前面挪，用两手在桌子上摸鼓槌、钢板的位置，另人难以置信他是一个瞎子。他抓起钢板摇了几下，掂起鼓槌敲几下鼓点，很是潇洒、自然。开场白，定场诗都念过之后，在钢板、鼓点和弦子过门之后缓缓开唱。他的嗓音浑厚、纯净，富有磁性，听起来委婉、厚重而悦耳。难怪他一开唱，场子立即就静了一下来，人们停止了拉家常、说闲话儿，专心致志地听书。

大老王没有接着徒弟的大书往下唱，而是另开了一部大书。唱一段儿以后才停下用道白的形式交待，他唱的书名叫《彩楼记》，前半本叫《吕蒙正讨饭》，后半本叫《吕蒙正中状元》。说的是宋朝宰相吕蒙正的小出身住寒窑，讨饭，以至后来中状元的事儿。哎，这说书人真会挑选书，大概是没来之前都打听好了吧？楼下村一二百口人都姓吕，没外姓。有的说，太绝对了吧，难道娶的媳妇也是吕姓？瞎，这不是抬杠吗？反正除了媳妇们是外来的，都姓吕。不但姓吕，按家谱追溯，还都是吕蒙正的后代呢。说书人选了这个吕蒙正的书，可真是哪痒往哪挠，说到大伙心窝里头啦。一听说是吕家自己的事儿，还是自己的老祖宗，就觉得格外亲切、舒服，所以就津津有味地听。

一板书下来，换消瘦的“中王”上场了。“中王”摸索着从左侧拉弦的位置，换到桌后，等拉弦的“大老王”定好弦后，丢了烟头，咳嗽一声，鼓、板就响了起来。可能性格使然吧，“中王”不但弦子拉得出音，钢板打起来也分外灵（方言，指响亮，声音大），鼓敲起来也格外响。他没有“大老王”的满面含笑和随意，不苟言笑，一本正经，一句多余话都不说，一句客套话都没有，直接开说，开唱。他的嗓子略显沙哑，不管说、唱，给人的感觉都是正规正矩的，不是花丽胡哨的。虽然嗓子没有“大老王”的好，也没有“大老王”的活套儿[1]，但大家给他的评价也很高，认为人家说书不拉杂，不哆嗦，赶书（书说得快）、狠书（很卖力地说书，不耍滑头），同样也叫好了。

第一场书，说书人说得好，大家听得愉快、满意，尽兴而归。第二天晚上的第二场书便闹了些小小的不愉快。

开书时，照例由徒弟“小王”垫场，接昨天晚上的《金镯玉环记》往下唱，“大老王”拉主弦，“中王”把坠胡的弓取下来，当三弦弹。作为听众，也看不出什么异样，只是觉得弹三弦的“中王”低着头，板着脸，眉毛微皱，有一下没一下地弹着弦子。因他的性格不苟言笑，大家也都不以为然。“小王”一边唱着，一边拿眼角不时地瞟“中王”一眼，忽然，他“啪”地一声，把钢板往桌子一摔：“他妈的，不唱啦！”“中王”反应很快，“噌”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白眼翻了起来“妈逼，你摔谁哩？”“小王”立即朝“中王”扑过去：“妈逼，就是摔你哩，咋？”“中王”把弦子举起来：“妈那逼，我弦子括死你哩！”“小王”立马还击：“来，钢板摔你那底脑（头）上！”两个人眼看就要开火，“大老王”夹在中间揽住这个，挡不住那个。危急之中，听众都冲上前各自拉开，纷纷劝架：“这是做啥哩？大家是来听说书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有啥事儿不能过后说说？当着恁些人的面，丢不丢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总算把他们拉开，一场打架风波平息下来。

说书人在书场自己打了起来，也是头一次听说，头一次经历的稀罕事儿。听书人虽然把他们拉开了，至于他们为啥会打起来，也是一头雾水。不过事儿过去了，大伙也不想去追究原因，怨谁不怨谁的，既然双方火气都下了，也不再重提这事，挑起事端了。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了他们打架的因由。原来这三个说书的都姓王，“大老王”的名字叫王何清，“小王”的名字叫王遂厚。他们两个是一个村的，都是正村北岳的。“小王”比“大老王”低两辈儿，是跟大老王学徒的，平时不喊老师，习惯上都是喊“何清爷”。“中王”叫王新章，家住五头梁村，和北岳相距二十来里。王新章和王何清两个是合伙、搭班的同伴关系。王何清是王遂后的师傅，王新章和王遂厚算是间接的师徒关系，按拜师学艺的行规来说，应该是从艺师。

王遂厚学说书很有天赋，学得很快，嗓子漂亮，性格急且暴躁，学艺三个月长进很大，不满足于唱书帽段子，跃跃欲试地想学说大书。王新章手里有一本说书脚本，说唱鼓词形式的《金镯玉环记》。王遂后就下起了功夫，把《金镯玉环记》的头几回背得滚瓜烂熟，光背会不实践没有用啊。就或明或暗地向两位老师表达了想唱这部书的意愿。

常言说，严师出高徒。王何清书说得好，性格也好，宽厚温和，对这个本家孙子徒弟总是严厉不起来，在学艺方面也是任由徒弟性子来。徒弟想说大书，他也不置可否，意思是，管你哩，你想说就说吧。

王新章和王何清的性格浑然不同，脾气比较倔强，宁折不弯。用农村土话来说，就是有点“二别子”。他在艺术上循规蹈矩，比较严谨，对弦子、唱腔、曲词的要求都很严格，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和框框，他反对不按规矩，信口胡诌的随意。对王遂厚想说大书，他持反对态度。认为 “没有学会爬，就想学走”，基本功不扎实，火候不到，不具备说大书的条件。应该一步一步地来，把功夫学到家了，再学大书不迟。

王遂厚对王新章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他是在保守，害怕徒弟学得快超师了抢饭碗，故意压制自己的。王遂厚也不服气王新章的死板和对自己的轻视，反正你又不是正式老师，干嘛要干涉我说大书？王新章看不惯王遂厚的狂傲和张扬，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还想说大书。一来二去，两个人的矛盾不断加深，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就出现了在书场打架的一幕。

打架风波平息，表面上风平浪静，说书照常进行。但明显可以看出二人言和语不和的，勉强又坚持说了三天，结果“小王”王遂厚带着“大老王”王何清走了，而“中王”王新章却被留了下来。

王新章没有和他们一块走有几种原因：一是王遂厚和他闹矛盾了，尽管面子上还得给他领路，照顾他，但阴影是抹不去的，心里是极不情愿的；二是王新章性格比较要强，一旦有了矛盾，也不想看别人脸色，被对方照顾；再一个就是得到了村里人的挽留。

王新章除了说书拉弦之外，还有一门绝艺——算卦。除了说书，每天算卦生意㨣住了门，都说算得特别准。大家不仅称赞这个“小王先儿”书说得好，弦拉得棒，卦算得灵，而且为人正派，人品好。总之，“小王先儿”要走，大家说啥也不让走，尽力挽留。说：“你眼看不见，没个领路的，走着俺们也不放心。他俩走就走吧。你一个人给俺们说书。”王新章笑道：“我一个人，一只巴掌拍不响啊，拉着没人唱，唱着没人拉啊。”大家说：“不要紧，不要拉家儿，你一个人‘干炒’也中！”

就这样王新章就留下来一个人说书。他还真行，竟然会自拉自唱，还带蹬脚梆子，忙而不乱，得心应手。《彩楼记》唱完了，又开了一部《刘镛下南京》，楼下村结束，又被桃园村接走重续，桃上、桃下，不知不觉说是半个月。晚上说书，白天有接有送地，走东家串西家地忙着算卦。大家熟识了，熟不忌礼，开玩笑戏谑他“书没少说，卦没少算，钱没少挣，老公鸡拴到门槛上，两头叨食。”

队长林奇我们是近邻居，他跟王新章最熟，最能说得来，跑前忙后地帮他写活儿，揽生意。拉起话来，就说：“王先儿，你眼睛看不见，一个人走路多不方便。给个收个徒弟吧？好给你领路，照顾你。”

王新章笑笑：“可是中！可谁愿意学这哩？”

林奇笑着说：“我既然给你说，手下就有现成的合适口儿。”于是，就把我介绍给了他，“俺有个本家叔，脑子特别灵，记性可好，上学可聪明啦，因为家穷，交不起学费，考上高中啦，都没有上，在家窝着呢。别看年龄小，人家辈高，我得给人家叫叔哩。俺武成叔可踏实、稳重，叫他跟你学说书，保险中！”

王新章一听笑了：“哎呀，你说的是武成吧？我认识。俺们拍了几回闲话啦，小伙子确实不错，可不知人家愿意学这不愿意。”

林奇拍拍胸脯：“不要紧，王师，这事包在我身上，我能给你撺掇成。”

林奇就找到我，转达了王新章想收一个徒弟的意思，说：“爷们，这是你的事儿[2]！看你高中不上了，窝在家里，种这几分地，有啥出息？一肚子墨水也浇不出好庄稼来。可惜你这才子，有文化没用武之地。我看说书这活儿也不赖，不出力，玩嘴的，桌上请饭。说书得要好记性，好口才，脑子笨的人想学也学不会。你记性好，脑子灵活，喝墨水又多，说书这一行一定能学成。爷们，这是一个茬口儿，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啦，可不敢放过呀。”

其实不用林奇说服动员，我也有自己的想法。人们常把说书唱戏连在一块儿，叫“说书戏”，也有“戏剧是大戏，说书是小戏”的说法。我喜爱唱戏，也同样爱听说书。通过这几天跟说书人近距离接触，也挺喜欢这一行的，尤其羡慕说书人走到哪都有前呼后拥的仰慕者、追随者；一个人说唱，多少双羡慕的眼睛盯着在看，多少人屏心静气地、痴迷地在听。说书人舌绽莲花、绘声绘色、出神入化地演绎故事，扣人心弦，欲罢不能。每想到此，便觉得说书和唱戏一样，是一种高雅的艺术。说书人和戏剧演员一样，是“人上人，人前人”啊，同样也是高贵、体面的职业啊。眼下窘境，文学路不通，进剧团唱戏无望，退而求其次，说书也算是唱戏吧。既然自己想学，人家又想收，就趁圪台下驴，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

林奇把双方话带到，说透，把王新章叫到，不，应该是“请到”俺家，老母亲擀了一碗面条，打两个荷苞鸡蛋，就算是“请客”了。林奇成了介绍人、说合人，也成了保人。我当面保证努力学艺，尽职尽责地照顾好老师的生活起居。王新章也承诺倾尽所能地教好我这个徒弟。也没有啥拜师仪式，没有磕头作揖的礼节，也没有立啥“投师赋”。老师说，这都是旧社会的事儿啦，现在不兴这一套儿。家庭条件不允许，连个请客吃饭的场面也省啦，一切从简。

自此，我不敢再直呼其名“王新章”了，也不敢象其他人那样戏称“王先儿”、“王师”，得正儿八经地叫“王老师”。收了我这个徒弟，王老师也有了一份责任，耽误白天少算了不少卦，少赚了不少“外块儿”。晚上说罢书，白天被我请到家中，开始正式授艺、学艺。

“武成学说书啦！”这消息也很快传开了。晚上说书时，大家伙儿就一起起哄：“武成先说一段试试，让老师听听，看带苔儿[3]不带，能学成不能。”大家这样激我，其实早就有心理准备。前几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片儿报纸，上面有一篇好像名叫《三女拜寿》的唱词，名字现在记不准了，内容也早已记得一干二净。暗暗地背会，在一边偷偷地学唱了。见大家㨣驾、撺掇，也就跃跃欲试，望望老师：“老师，我在报纸上学了一段，恐怕唱不好啊，敢唱不敢？”王老师就笑着鼓励：“咋不敢唱？请唱啦！唱对唱错都不要紧，只要敢唱。”

老师已经提前给我打好气，做好功课了。老师说，好多学徒的最初都是“怯场”，脸热，怕丑，往书场一站，面对那么多观众，脸红脖子粗的，心发跳，腿发抖，脑子发慌。一害怕，吓得不敢张嘴唱；一紧张，准备好的词儿就全忘啦，张开嘴半天啥也唱不出来。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初次上场就是要锻炼胆量，敢说，敢唱，敢撕破脸皮。

其实老师的担心有点多余啦。我这个人虽然性格内向，腼腆，不善言辞，不好事，不爱张扬，不好出风头。但也许正如老师和乡亲们后来所说的“天生就该吃这门衣饭”吧，我头一次站在书场，面对的都是乡亲、熟人，却没有丝毫的难为情，抹不开面子之感，反而觉得是展现自我，显山露水的最佳时机。面不改色心不乱，不慌不忙地把白天从报纸上学来的唱词《三女拜寿》，现打热卖，把平时人偷偷学来的“本事”，积累的“才艺”，努力地发挥到极致，为求展现出最好的效果……

那天晚上第一次上场，板不会打，鼓不会敲，也不懂什么叫板眼儿，更不得说书要领，调门怎么唱，就敢在书场“露能”。那时纯粹是“憨胆大”，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现在想起来，唱的什么都不是！但那天晚上却唱“叫好”了。农村人听说书看戏，不习惯鼓掌，演员唱得再好也没人拍手。但那天晚上却破例地为我长时间的响起了掌声。王老师惊叹之余，也开始表扬：“哎呀，可不赖！我想着还没教你调门，没给你抄词儿，咋唱哩？真害怕下不来场！想不到你还真有词儿，还真能唱！哈哈。”

那天晚上，我顺利地通过了老师的“考核”，也得到了村人们的认可。从此正式踏入了说书行当的大门，走上了学艺、从艺的艰辛之路。

[1] 活套儿：新安县大山以下方言，意为灵活，随机应变。

[2] 这是你的事儿：新安方言里，意思是：这事儿很适合你。

[3] 带苔儿：洛阳方言，原指瓜果之类的花儿刚谢时结的幼果称为“怠儿”，结幼果称为“坐苔儿”。“带苔儿”意指是否能成为果实，常被引申为“是否具备成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