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肉强食苦竞争(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四十)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吕武成 日期:2023年10月04日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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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河洛大鼓系列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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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肉强食苦竞争

说书的路越走越窄,越来越难走了。

自河洛大鼓从南阳鼓书和洛阳琴书的交融中脱颖而出,呱呱坠地以来,便是在残酷的竞争中,披荆斩棘,一路走来,开辟了一片独有的新天地。

先是说书与说书之间的竞争。新生的河洛大鼓随时都有可能被风靡全省的坠子书所蚕食,遭根深蒂固的三弦书来围剿。河洛大鼓取长补短,巧借对方之力来武装、壮大自己。把坠子书的坠胡引为我用,把三弦书的“三皇会”接管过来,成为自己的家当和优势。河洛大鼓通过打拼,终于羽翼渐丰,站稳了脚跟,与坠子、三弦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进而是说书与戏剧之间的竞争。曲种与曲种的竞争毕竟是同行内的“家务事儿”,就像弟兄们之间的内讧,势均力敌,谁强势也强不到哪去,毕竟还有同胞手足之情,抱团取暖,不可能自相残杀,把对方逼入绝地。但说书与戏剧之间就不同了,是大与小,高与低,强与弱的竞争,是人多势众和势单力薄的较量。

说书与戏剧,自始至终都是在磕磕碰碰中前行,两者各执己见,谁也不服气谁。戏剧仗着人多,场面大,高高在上,看不起小打小闹的说书,所以唱戏的自称“高台”,把说书的歧视为“低台”,从不放在眼里。说书的自命清高,三教九流里还是中九流,尊为说书先生哩。而唱戏呢,三教九流里归到下九流了,蔑为“戏子”,和说书先生不在一个档次呢。唱戏的嘲笑说书的撂不起啥角儿,成不了啥气候,兔子的尾巴,发不粗,长(zhǎng)不长(cháng)。说书的反唇相讥唱戏的数典忘祖,趾高气扬,别看不起说书的,刨根问底,说书的还是唱戏的老祖宗呢。

这话虽然让戏曲听起来不入耳,却不无道理。追溯历史,说书远远早于戏曲。春秋时期在宫廷中以说唱形式表演的“俳优”不说,五十年代出土的东汉“说唱俑”生动再现了当时说书的情景:左腋下夹手鼓,右手握着鼓棒前伸,屈左腿,抬右腿,做笑唱状,眉飞色舞,活脱脱的说书说到精彩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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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于色的神态。大鼓书进化千余载,至今仍能找回最初的雏形,沿用下来的小书鼓一直没有舍弃。而戏剧呢,至少要晚几百年,据说出自宋初的诸宫调,而诸宫调就是说书的一种。其实好多剧种的原始模式都源自说书,只不过在说唱的基础上进一步角色化,表演化,增加人员,扩大规模而演变为今天的戏剧而已。事实上,传统戏剧的脚本绝大部分也是从说书脚本移植过来的。就我所知道的如《西厢记》《金钱记》《金镯玉环记》《双锁柜》《丁郞找父》等等,哪一个不是从说书那里借来的?就像借荆州,有借无还罢了。所以说,曲艺是戏曲的始祖,一点也不为过啊。

然而,说书资格老,戏曲年轻又能怎样?就像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美国仅百余年,但人家发展快,强势,照样对大中华虎视眈眈,你能拿人家怎样?又像我们经常唱的书帽《猛虎学艺》:猛虎跟狸猫学艺,学成了,强大了,就不把“老师儿”放眼里了,不吃掉已经是够客气,够看面子啦。狸猫呢,只能躲在树上,绕着走,还能有啥办法?具体到说书,何尝不是?

常言说,胳膊扭不过大腿,说书的和唱戏的硬顶就像拿鸡蛋碰碾盘,只有吃的亏,没有沾的光。当然,河洛大鼓中也有高手,敢与唱戏较量的。听老辈 人说:像偃师的高廷章,在洛宁行艺时,王范村正在唱大戏,他却在底下说书,一嗓子把看戏的人都拽了过去,搅得戏都唱不成。还有宜阳说书世家冯光照的儿子冯保柱有一次到陕州赶古刹大会,竟然留下了“一人斗败三台戏”的佳话,厉不厉害?权且认为这都是真的,可是像高廷章、冯保柱的“牛人”、奇才,敢跟戏曲叫板,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高手,河洛大鼓行里能有几个?更多的情形下,说书遇见唱戏,惹不起躲得起,避其锋芒,瞅其空档。反正地方大着哩,村也多着哩,你在这里唱,我换别处说,此处不说书,自有说书处,咱井水小,不犯河水就是啦。

这都是解放前的事儿啦,新社会说书的市场更广阔,竞争也更多。电影的兴起让说书相形见绌。人家虽是幻影,不是真人演唱,却有声、有影,可看、可听,你说书呢,除了三寸不烂之舌,啥也看不到。当然,也有不少人给说书的打气,戴高帽:看电影还不胜听说书哩,影儿一晃没有了,不如说书实在。这只不过是当面一种恭维话而已,说书的自己几斤几两能不清楚?同样得给电影让步,不然年轻人都去看电影了,你要硬着头皮说书没人听,岂不难堪?所以,我们在农村说书遭遇放电影时,一般都是停下来一起观看,过后再说书。

在农村来说,不论唱戏,还是放电影,虽然热闹、红火、好看、排场,但开销大,钱花得也漂亮。剧团,庞然大物也,行动笨重,拖泥带水,换个“台口儿”麻烦累赘,远不及号称“文艺轻骑兵”的说书机动灵活。唱一场戏的代价,说书一个月也用不完。唱戏的在一个地方一般不会超过三天,电影一年下来也演不了几场。不像说书,花小钱儿,说大书,在一个地方动辄十天半月,甚至仨月俩月都有。所以说,唱戏、演电影对说书会耽误点生意,但影响不大。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车行车路,马行马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彼此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西洋舶来文化的侵入,流行音乐的狂热,歌舞团的兴起,改变着人们的观念,荡涤着文化市场的方方面面,说书也不可避免。但华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不是轻易能动摇得了的。况且这阵文化风暴只能在城市肆虐,很难波及到广大农村的说书市场。说书的虽然有明显的震感,但几乎毫发无伤。

其它的像广播电台、收录机也对说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河洛大鼓磁带《搬龙角》《拉荆芭》《老包访太康》等很是风靡一阵。电台播放的像河洛大鼓名家段界平、王小岳的节目并不多,只是偶尔能听到,可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却有“万人空巷听说书”的壮观。尽管电台、磁带上面的说书一度漫延,铺天盖地,大有席卷说书市场之势,但因其自身局限性,仍无法取代真刀真枪,真人真事的“现场实播”,所以对说书的影响并不大。

当然,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压力,各种形形色色艺术形式的挑战,四面八方文化市场的竞争,河洛大鼓不可能固步自封,无动于衷,来坐以待毙的。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大气候下,河洛大鼓艺人们一直在努力,不断地汲取兄弟姊妹艺术的精华来充实、完善自己,尝试探索改革、创新、发展之道,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争得了一席之地。

我学说书时,书桌上同时摆放着河南坠子使用的简板和河洛大鼓使用的钢板(鸳鸯板)。好多老师辈儿的河洛大鼓艺人都或多或少地会唱几句坠子,来调剂一下河洛大鼓的口味儿。虽无法和专业唱坠子的媲美,倒也给听众一种清新,为之一振的感觉。尤其俺老师和郭汉、王河清老师不知跟谁学来的,有双手打双板的习惯,左手执钢板,右手拿简板,双板齐鸣,击节各不相同。其效果除了耍花样、营造气氛之外,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方便了河洛大鼓与河南坠子之间的无缝对接,完美过渡。唱河洛大鼓时,左手钢板为主,右手简板为辅;插入河南坠子时,右手简板反客为主,左手钢板退居二线……一切衔接自然,浑然天成。有啥师傅,就能教成啥徒弟,这种“双枪老太婆”的手艺,被我沿袭至今,仍然积习难改哈。

在河洛大鼓中的“插花儿”,不只是唱坠子,更多的时候,还要来几句耳熟能详的河南地方戏,以达到活跃书场氛围之目的。让听众不离寸地,在书场既能听书,还能放羊拾此禾,捎带着听戏,屙屎逮虱(方言音读sǎi),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一根弦子,一个唱家儿,曲剧、豫剧、越调、黄梅戏……“雨夹雪”,大杂烩,无所不能,无所不至。说书的集各种戏曲于一身,“全把戏儿”“一肩挑”“一窝儿撮”,往往能折服绝大多数的听众,引起轰动效应。尽管不是正宗、专业的戏曲,却更能吊起观众胃口、好奇心,激发更大的听书热情,收到极好的效果。

出师后自己闯荡,在和杜志京、王小伟搭班合作时期,戏曲还方兴未艾,流行歌曲已热得火爆。《十五的月亮》不只是照在家乡,照在边关,还照亮了数不清中青年歌迷的心;《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吻遍了数不清的小山村。“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老农民也能来一首《希望的田野上》。街头巷尾皆“流行”,乡村田野尽歌声。为了撵时髦,追潮流,迎合大众,避免被流行歌曲给甩了,说书的不得不硬着头皮学几首流行歌曲来应景。每天晚上开场的前奏曲将原来的大鼓头、十八板、曲剧、豫剧等传统音乐,重新排列组合,改头换面,用坠胡演奏歌曲,以老瓶子装新酒,起了个时兴的名字——流行歌曲串串烧。这一烧,果然能吸引一大批发烧友,听得津津有味,还会摇头晃脑地跟着哼唱。

尽管流行歌曲和传统曲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儿,但为了能吸引俊男靓女们来听书,让“歌迷”化“书迷”,避免被他们笑话说书的是土老帽儿,我们也是豁出去了,在适当的场合里,适宜的故事情节中,适时地插入一首流行歌曲。谁言说书不歌唱,歌唱一回又何妨?此举很能引起轰动,让一些嘴上无毛,自诩时尚前沿,一向瞧不起说书,认为老得掉牙、土得掉渣的老古董河洛大鼓的年轻人,不得不放下成见,对这两个貌不起眼的说书人另眼相看哈。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王小伟在黄河北岸坡头乡交背村说书,说的是《彩楼记》。书场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年轻人不多。白天转悠时,明明看到有几个姑娘洗衣服、放牛、割草啥的,说书时却不见露面。那天晚上,书说到正酣处,书场外来了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姑娘,远远地站着勾肩搭背,嘻嘻哈哈,似听书非听书的,却不肯近前一步。有热心大嫂打招呼:“妞,进来嘛,这有座儿,站恁远能听见个啥。”那俩姑娘扭扭捏捏地笑着:“俺不啦,站一会儿就走。说这是啥玩艺儿,土里土气的,俺也听不进去。”

这种明显瞧不起说书的话,如果捎不到说书人耳朵也就罢了,眼不见心不乱,听不见心不烦嘛。但偏偏让我听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哼,你嫌说书土气,俺还嫌你嫩,年轻无知呢!不想听就走,又没人拉着你,说这话叫谁听哩!心里这样想,面子上还要装得若无其事,不能让负面情绪影响到说书。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书场上啥样人没有,啥样的话没人说?要是一言不合,动不动就跟人家吵,这书还能说得下去吗?要是鸡皮小肚肠,肚子里装不下两篓麦秸,没有一点气量,还能算个说书人吗?所以嘛,装聋作哑,一笑置之方为上策。

说书的虽然没发作,但那个热心大嫂嘴却不饶人,半似说笑,半似嗔怪:“你婆子那脚,巴结你也巴结不上!不进来听,爬那远远哩!”

黄河北到黄河南都有这种习俗,嫂子骂妹子是官骂百姓。没法骂父母,相当于骂着了自己的公婆,害怕自家男人不愿意,就骂她婆子(公婆)。也不管年龄大小,寻没寻婆家,出没出嫁,不管三七二十一,乱骂一气。反正是既伤不了君,也害不了民。

也许这个嫂子厉害,两个姑娘只是捂着嘴笑,骂不还口,有点招惹不起;也许姑娘家家的,在众目睽睽之下站也不是,溜走也不是,面子上有点不好看。索性大大方方地进了书场,坐到了那个本家嫂子的旁边,做出一副认真听说书的样子来。

对于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两个青春靓丽的听众,我暗自欣喜,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凭借说书来留住她们,不为别的,为的是替说书人争回一口气,扭转她们打心底看不起说书的偏见。

怎么吸引住她们不走,继续听下去?只有投其所好,唤起她们的兴趣。不就是喜欢流行歌曲吗?那咱就来几句吧。

《彩楼记》进行到吕蒙正上京赶考,刘小姐在寒窑思念相公的情节。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我灵机一动,也玩起了穿越(不过那时候好像没有“穿越”这种说法),让千年前的千金小姐刘瑞莲思念丈夫的情感寄托到流行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里边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我的情不移,月亮代表我的心……”

尽管我唱的流行歌曲一点也不正宗,差四落四,缺胳膊少大腿的,且根据书情也有点牵强附会。却立即调起了两个姑娘的兴趣,惊喜得两眼放光。大概她们意想不到,说书的也能唱流行歌曲!这一下没打算走的意思了,专注认真地听到底,今晚听了,明晚继续。就这样把两个姑娘由不想听,不爱听说书成功地征服成了天天不落空的“书迷”。

熟悉了才知道,这是紧挨肩的亲姐妹两个,大的叫大妞,老二叫二妞。大家都是这样称呼的,真实的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果然是在校中学生,放暑假了呆在家中无所事事,偶然来书场瞅一眼,这一瞅,瞅成了铁杆儿粉丝。姐妹俩不仅听说书场场不离,还主动向队长请求管说书人的饭。到底是学生,有知识,有礼貌,有修养,一句客气的“屋里请”让我们感到轻飘飘地如同驾云,有点摸不清东西南北了,十分受用。这句礼貌用语让我和小伟模仿了好长时间,终是不得精髓和要领,学得不像,却一直挂在嘴边。

姐妹俩很热情,很健谈。读过书的不仅说话有水平,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歌迷”,流行歌曲会得太多太多。熟不忌礼,大妞直言不讳地挑我毛病:“你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多地方不对。”

我支支吾吾:“这不是抛砖引玉嘛。”

二妞说:“你这说书的,咋就唱这一首歌?俺们还想听,等了几天也没听见你唱第二首。”

我尴尬地笑笑:“就会这一首,还是叫你姐给扣毛病扣得千疮百孔。不是不唱,是不会唱啊,有头发谁还肯装秃子?要不你们多教我几首?”

大妞说:“行,俺们教给你歌,你教俺们学说书吧?”

我把胸脯拍得山响:“没问题,只要想学,义务教!”谁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人家小姑娘家,正在上学,前途无量,咋会学这呢?管她哩,人家敢提,咱就敢答应,反正也当不得真,是不是?

学说书的承诺兑现没兑现,人家两个姑娘却实实在在地让我得到了好处。把《月亮走 我也走》《我们见面又分手》《再见 朋友》,《人生小站》《送情郞》,《为什么还不来》《让我再看你一眼》等十几首在当时很好听,很流行的歌谱,用心用意,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我的《艺海拾贝》塑料皮日记本的后面。字体清新、娟秀,俏丽,让人百看不厌。

分手时,两个姑娘曾半真半假地约定过,等毕业后找俺们学说书,终是一句空话。三十多年过去了,往事早成云烟。倒是塑料本上那十几首流行歌曲伴随着《艺海拾贝》,至今仍然珍存。每每展卷轻拂,心里总是荡起一阵温馨,怀念之余,隐隐有些失落感……

河洛大鼓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竞争和打击:广播电视,歌舞戏曲,外来文化,流行音乐……纷纷地狂轰乱炸,围追堵截的情形下,河洛大鼓并没有被打趴下,反而东挡西杀,闯出一条血路,在狂风骤雨中站稳了脚跟,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顺便啰嗦几句:那个年代,说书为应对各种竞争、挑战,可以说花样百出。哪个说书的不是“五把叉[①]”、多面手、全把式?曲剧、越调、梆子、二夹弦,哪个不会来几句?流行歌曲哪个不会哼两首?但凡事有个度,这些只能作为说书的点缀、调味品,偶尔一用。说书听腻了,换换胃口,给人以新奇感,仅此而已,决不会搁下自身的河洛大鼓,而大唱特唱歌舞、戏曲。说书人不傻,放着自身不去发扬光大,去给别人凑趣,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自己把自己丢弃,岂不是自掘坟墓?反观如今,河洛大鼓已严重变质变味儿,过度地戏剧化、歌舞化,迷失了自我,偏离轨道越滑越远,最后导致车毁人亡在所难免。更可悲的是,这些竟然博得了外行领导和所谓专家学者的认同和青睐。唉,不提了,说多了都是泪。

真正对说书造成硬伤,形成巨大冲击的,却是电视的普及。

电视出现得很早,我们初中时,下晚自习就经常偷偷地淌过畛河,跑到仓头街公社院内看满是雪花儿的电视,而且还是彩电。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普及,仅一些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或特别富裕的家庭才能拥有,普通老百姓只能望洋兴叹。零零星星,寥寥无几的电视对说书构不成大的威胁,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电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普通家电,则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儿。

电视综合了一切优势,应有尽有,把新闻、电影、戏剧、歌舞、杂技等等,统统地装了进去,可谓包罗万象。人们足不出户,便遥知天下事。什么样的戏、歌舞看不到,什么样的说书听不到?更方便的是,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热炕头儿,甚至被窝里就能舒适悠闲地欣赏,何必要跑腿费事,挤在书场,伸长脖子仰着脸,傻不拉唧地听你说书?何况你又不比电视上说得好!更可气的是,电视连续剧不知怎么把说书惯用的伎俩——扣子和悬念给偷来了。剧情发展到激烈、高潮、冲突的地方骤然停住,弄得让“追剧迷”们欲罢不能,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说书可以不听,电视剧不看却万万不能。你说都成电视迷了,说书还能说成不能?

电视越来越多,对说书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一个村子里的电视越多,说书场里的听家儿就越少。听家儿越少,书越不好说。因为来到书场的听众变得很不稳定,死心塌地听书的忠实书迷越来越不多了。大部分人由于受电视的诱惑而不能静下心来听书,远远地站着,似听非听,若即若离的。说书的正说得有劲儿,不知谁喊一声“《天龙八部》开始啦!”“哗——”人立即散去大半儿。听众大规模的走失,对说书人来说,就像塌去了半拉天。就像拔了气门芯儿的篮球,立即瘪了下去。又像说书人摘了骨头抽了筋,失去精神掉了魂。这书要能说好,神仙都笑了。

为了躲避电视对说书造成的困扰,不得不采取游击迂回战术。城市站不住脚了,就退回乡下。平原地带,经济发达,电视多的大村儿说书不好说,就选择偏远山区的穷村、小村,电视少的小村。可后来电视迅速漫延开来,渐渐覆盖了所有角落,河洛大鼓最后仅剩的一角领地也被占领,被慢慢地逼得无处可退,无路可走了。

说书,可以与戏曲对恃,与歌舞争雄,与电影电台平分秋色,却无力与那一小块四四方方的电视抗衡,边战边退,最后被逼到了死角。

说书唱戏及歌舞电影等各种艺术之间的竞争,实际就是文化演出市场的竞争。而市场竞争归根结底还是受众(观众或听众)之争。两军交战,勇者胜。具体到艺术交锋,则是吸引观众多者胜,寡者败。

自改革开放,河洛大鼓从各种禁锢中解放出来,看似获得了新生,放开了手足,有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施展机会,但机遇与挑战并存。才刚刚沐浴过阳光雨露,便遭遇了阵阵寒流。大气候,大环境一直都在朝不利于河洛大鼓的方向发展。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大集体生产队的解体,使河洛大鼓长期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危机。但只要有人听说书,就不愁没地方说书。办法是现想的,主意是逼出来的。生产队说书此路不通,那就尝试开辟另外的路子。如前面提到的试书,私家还愿书,兑钱说书,收粮食说书等等,都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地取得了成功。实践证明,堵住了集体说官书的这一条路,反而多出来好几条路。原来生产队说书时,除了刮风下雨可以多说几场外,平时最多不超过三天,理由是群众夜里听书乏困,影响生产,会挨上级批评的。郭汉老师戏谑那个时候的说书是:“卧不稳,暖不热,说罢三天换地这儿[②]。”在一个村围窝儿不动[③]说个十天半月的非常罕见。包产到户放开了,有书随便说,时间长短没人干涉。不说(书)是没人说,可一旦开了个口子,便一发而不可收,在一个村里一坐窝儿[④]说个月儿四十是家常便饭,甚至仨月俩月也是有的。正应了常说的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不论是试书,还是兑钱、收粮食说书,其前提是得有听众,得拥有众多感兴趣的书迷或书粉,不乏对说书的支持者,拥护者,摇旗呐喊助威者。试想,人们对说书不感兴趣了,说书人负鼓携琴从众人面前晃过也视而不见,漠然置之了,哪个会邀请试书?就是说书人情愿白说,听家儿免费白听,又有哪个愿意坐下来听书?白听的书都没人听,掏钱的书谁还说?说书没有听家儿,兑钱说书谁给你兑?收粮食说书收谁的粮食?钱兑不成,粮食收不起,说书人如何说书?那么,听书人都哪里去了?如前所述,被可恶的电视给勾引走了,把说书人闪得形单影孤,好生凄凉!

河洛大鼓大江大海,大风大浪都经过,戏曲、流行音乐的轮番攻击和轰炸,都没能把她打趴下儿,仍然乘风破浪,一路前行。包产到户的釜底抽薪,并没有让她垮下,反而挺直了腰杆,在夹缝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顽强地存活下来。直到电视的出现,让河洛大鼓的听众不断流失,每况愈下,逐渐走向穷途末路。



[①] 五把叉:原为戏曲行话,指生旦净末丑,五个角色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河洛方言中泛指搁哪哪中,什么都在行。

[②] 地这儿:新安县大山以下土语,“地方”之意,有时也指住宅。

[③] 围窝儿不动:新安方言,听音记字。“围在窝穴附近不动”之意。

[④] 坐窝儿:河洛方言,“原地不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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