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四大曲种之一河洛大鼓已到了涉临灭绝的边沿,老艺人不断故去,新艺人青黄不接,大量的经典曲目已流失,而河洛大鼓艺人曾赖以生存的长篇大书因演出市场的萎缩而首当其冲。留住优秀的传统长篇书目,以便于传承和振兴是编撰《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研究系列》之宗旨。
《破镜记》大32开本,375页,25万字,是《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研究系列》的第二部。该书以艺人实况演出录音资料进行原始的文字记录,保持原汁原味原生态。收录了不同年代,不同艺人,不同流行地域的三种版本,即河洛大鼓第四代艺人段界平的演出脚本,河洛大鼓第六代艺人吕武成的演出记录本,最原始的手写木刻印本。
河洛大鼓是河南省四大曲种(河南坠子、河洛大鼓、大调曲子、三弦书)之一,广泛流行于河洛流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间俗称“说书”。由于农耕文化的终结,社会环境的变革,河洛大鼓在历经一百多年的沧桑、繁荣之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未迅速地衰退,进而到了濒危的地步。艺人青黄不接,曲目不断流失,濒有失传之忧,故而2006年6月,河洛大鼓被列入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入选“国遗”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河洛大鼓的命运,老艺人陆续故去,把很多经典书(曲)目带进了坟墓,成为千古遗憾!在濒临失传的经典书(曲)目中,长篇大书则首当其冲。
大鼓类曲种也称鼓书、鼓词儿,鼓儿词,内容上除小段、中篇段子以外,说唱长篇大书是其主要功能。故说大书是衡量艺人是否学艺有成的标志。只有能说上几部长篇大书的艺人才算真正称职的大鼓书艺人,只会说小段或中篇的只能为学徒或艺不到家。
一个艺人在一个村子或一个固定场所,不动地方经年累月的演唱,吸引听众听罢这场听那场,显然单靠“段子活儿”是站不住脚的。而长篇大书场面恢宏,纵横交错,千头万绪,曲折迂回,一波未平,一波又生,险象环生,环环相扣。书味、书理、书情,处处扣人心弦,使人欲罢不能。而“段子活儿”一段一结或一场一结,不能给听众留下悬念,只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故长篇大书只所以成为河洛大鼓的“主角儿”,是河洛大鼓艺术生存的智慧,是说书艺人 “饭碗儿”的保障,如果没有长篇大书,说书人就不可能在一个场地经年累月地唱。
然而随着河洛大鼓艺术的衰退,长篇大书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诸多原因,河洛大鼓早已没有昔日的风光,在一个场地经年累得月地演唱再也没有可能。除了还愿书,在一个地方演出三场以上的情形也极为罕见,而演唱最低三场以上的才能称起长篇大书。显然,长篇大书遭遇了极窄的甚至没有的生存空间。
河洛大鼓入选“非遗”,相关文化部门的保护手段大多是办几次曲艺节、书会、展演的活动。此类活动因时间、场地的局限性,艺人们只能演唱“段子书”,没有长篇大书的施展机会。虽然相关文化部门对一些濒危的曲目进行挖掘、整理、记录等一系列抢救举措,但一般都是针对中、短篇的曲目。因长篇大书内容浩繁,整理、记录的任务繁重、复杂,难度大,故长篇大书很少有文化部门去挖掘、整理。
有关河洛大鼓中短篇曲目的挖掘、整理,已经有艺人或相关人士在做了。如尚继业的《河洛大鼓古今曲目选》、《河洛大鼓书帽集锦》,韩文新的《河洛大鼓优秀传统曲目汇编》,以及拙著《河洛大鼓》、《河洛大鼓志》均收录了相当一部分的中短篇书段。而长篇大书因篇幅太大,整理记录太难,至今仍无不企及。
纵上所述,河洛大鼓的长篇大书老艺人没有机会去唱,时间长就会淡忘,新艺人(不说现在还有多少想学河洛大鼓的新艺人)更没有机会去学,去传承。老艺人不断故去,长篇大书被带进了坟墓,文化部门又无能为力去记录、挽留,长篇大书的灭绝已经不是危言耸听了。
河洛大鼓的长篇大书大多是从其它曲(剧)种移植而来,或摘编于明清时期的传奇、说部,如《回杯记》源自《醒世恒言》之《张廷秀逃生救父》等。现在河洛大鼓的长篇大书很多也能在清末民初的民间曲艺刻本中找到其原型,如《金镯玉环记》、《双锁柜》、《回龙传》、《刘公案》、《胡家将》、《刘理顺私访坤山》等。通过历代艺人的演绎,现存曲目与其原型已有较大的出入。
虽然大部分河洛大鼓长篇大书都能找到早期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原型,但绝大多数河洛大鼓艺人在学唱长篇大书时,都不可能按照原刻本“照本念经”,而是采用“口耳相传”的模式,即师父唱,徒弟听,反反复复,就学会了。每个艺人学一部大书,都不会照搬地“复制”下来,而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喜好而加以取舍,“哪部书不经过千人唱,哪部书不经过万人哼,千人唱,万人哼,各自嘴里辩巧能”。因此同一部大书经过不同渠道,不同艺人之间的传承,也就有了“百人百味”,“十书(戏)九不同”的情形。
虽然大部分河洛大鼓长篇大书都能找到早期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原型,但这些早期的曲艺刻本不是专为河洛大鼓而生的,只能作为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的参考资料。以河洛大鼓的体裁,适合河洛大鼓长篇大书演唱的脚本并不多。由于代代口传心授,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的脚本没有文字资料,都印在艺人的脑子里,刻在艺人的心里。艺人一旦故去,资料立即消失。把印在艺人脑子里的东西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实体,便于传承和延续,便是编撰河洛大鼓长篇大书研究系列丛书的初衷。
《破镜记》,又名《对菱花》、《景郞(京郞、丁郞)找(寻)父》是河南民间曲艺河洛大鼓艺术中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一部中长篇大书,艺人们称之为“抓地虎”书,意即书好,说起来“抓人”(吸引人),接地气。
该书以明朝奸臣严嵩挡道,陷害忠良杜宏惨死法场,又加害其子杜文学云南充军为背景,以丁郞千里寻父为主线,是典型的“翻针线筐”书,也就是属于“文书”。整部书中既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更没有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交量。以曲折的情节,平凡的故事却体现出苦辣酸甜的人生百味。家长里短的琐事,却表达出为之动容的人情、亲情。整个故事以事动人,以情取胜,使听众欲罢不能,一气呵成,进而成为许多艺人的“看家书”。
关于《破镜记》的原始出处,笔者目前发现的最早曲艺刻本有北京致文堂版的《丁郞寻父》(《打夯歌》),《丁郞中状元》(《父子大报仇》);有北京打磨东口宝文堂的《丁郞寻父》(《胡宅打夯歌 父子相会》),《丁郞中状元》(《饿死严嵩 合家大团圆》)。两种版本具体出版时间不详,都是毛笔手写体,刻版印刷,除书名略有区别外,内容基本相同,致文堂抄写的版本较宝文堂而言,字体相对工整一些,字迹也比较清晰,故本书收录了致文堂的版本做为参考。
从《丁郞寻父 中状元》的原始刻本来看,早期曲艺脚本内容一般都比较简单,文字较为粗糙。从故事情节,内容长短来判断,只能是中篇书段,不能做长篇大书的。后来艺人在演出实践中,不断地加工,细化,延伸,扩展,才逐渐形成了如今的长篇大书。
如前所述,同一部大书,由于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传承渠道而形成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大同小异,各具特色。本书收录的《破镜记》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由河洛大鼓第五代艺人,笔者吕武成演唱,多流行于新安县一带;另一种版本由河洛大鼓第四代名家段界平演唱,多流行于巩义、偃师一带;收入两种版本的同时,又收录了北京致文堂刻本《丁郞寻父 中状元》,以便有兴趣者进行对比、研究。
本书在整理、记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忠实原著,注重原生态,以录音资料或实地场上演出为准,除明显错误予以纠正外,一般不随意增删、改动,力求保持现状。对演唱中出现的,比较难懂的方言土语进行了适当的注解。
留住河洛大鼓艺术的根,愿河洛文化源远流长,这是我衷心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