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大鼓

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张飞跃

      河洛大鼓是由洛阳琴书和单大鼓结合并吸收了河南坠子一些曲调而形成的一个地方曲种。它主要流行于洛阳、三门峡、焦作、新乡和郑州等地，是在河南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一个曲种。河洛大鼓形成于本世纪初，早期被人们称为“大鼓书”、“鼓碰弦”和“钢板书”。五十年代初，正式定名为“河洛大鼓”。
      河洛大鼓的主要发源地在洛阳偃师县。主要创始人为段燕、吕禄、胡南方，还有李富路、高廷章等人。段、吕、胡三人分别为偃师县顾县乡和偃师城关人，年青时，其分别随王炎、吕三壮（吕禄父亲）学会了演唱洛阳琴书。1900年，三人结拜为兄弟。1905年，三人同到南阳一带行艺。在其间结识了一位唱单大鼓的艺人李狗。四人遂结伴行艺。起初，为各唱各的曲种，轮流上场，或一唱三闲，或三演一歇。时间略久，彼此熟悉了对方的唱调，便开始联合演出，互相取长补短。李狗唱单大鼓时，三人用扬琴和四弦为其伴奏，而段、吕、胡在唱琴书时，也试用李狗的书鼓和钢板来击节。单大鼓高亢明快，略嫌粗、直单调；琴书的乐感和旋律虽比较丰富，却过于悠长，拖沓和低沉。这两种曲种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对方的长处，不断地在唱腔上予以改进。琴书大量地揉进了单大鼓高昂、粗犷、简洁、明快的唱法，并采用了敲书鼓和打钢板来击节伴奏，使其唱腔增强了力度，加快了节奏。段、吕、胡从南阳回来时，这种面目一新的“洛阳琴书”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和喜爱。因其乐器既有琴书的丝弦乐器，又增添了单大鼓的书鼓，人们便将这种新颖的演唱形式称为“鼓碰弦”。亦有人据其击节的钢板而称之为“钢板书”。
      无独有偶，偃师县北部邙山上的李富路，南部府店乡的高廷章，也在积极地进行着探索和改革，在为“河洛大鼓”的诞生作着努力。李富路原亦演唱琴书，后来结识豫东一位单大鼓艺人白先儿。李将其请到家中，互相切磋交流技艺。通过交流，李亦将大鼓的唱腔融于琴书之中，并自称这种唱法为“洛阳鼓书”和“大鼓京腔”。高廷章1905年在漯河、驻马店一带当兵时，学会了河南坠子。当兵回来后，即将河南坠子的旋律融入单大鼓之中，其伴奏则用三弦改制的坠胡，再加上扬琴和三弦。段、吕、胡、李、高等人在“创业”阶段，不断地进行交流、融汇，不断地给这一新曲种增加营养、使其日趋成熟、丰满。
      与此同时，在洛阳的其他地方，亦出现了“鼓碰弦”的演唱形式。清光绪年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新安县董金秀开始学唱“单大鼓”，至清末，已成为当地有名的艺人。其时，董金秀已不仅仅是单用大鼓演唱，而且加上了三弦伴奏。此时，该县另有裴国端、裴国方兄弟在北冶乡一带串村行艺。裴氏兄弟演唱已用坠琴伴奏，演唱者自击书鼓兼打钢板，同今日之河洛大鼓无多大差别。其腔调亦慷慨激昂，唱词多用方言土语，颇受群众喜爱。但尚称为“鼓碰弦”。进入民国以后，新安县唱“鼓碰弦”者日渐增多，比较有名气者为李临殿、张德星、姬占云、王振松等。王振松又授徒冯廷选、刘希明、王管子等多人。张德星16岁（1917年）时拜宜阳田林子学唱琴书，也是由琴书改说鼓书。到了1920年之后，新安县的艺人亦把“鼓碰弦”改为了“大鼓书”。建国以前，新安、洛阳、偃师、孟津和巩县等数县曲艺艺人曾同属一个“三皇社”，社内艺人在摆社聚会时，必然要赛书竞技，以艺会友。另外，新安、偃师两县艺人亦经常到对方县行艺。例如，高廷章在新安便颇负盛名，张天倍亦曾在新安收李改铭为徒。再者，清同治年间（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至1952年，孟津游王书会一直未曾中断，亦为洛阳一带的艺人们之间的交流切磋提供了良好机会，新安、偃师两县大鼓艺人在广泛交流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河洛大鼓”的发展成熟。建国以后，五十年代初，新安县大鼓书艺人姬占云、张德星在原洛阳地区举办的曲艺学习班上，从偃师县程文和、张留定、陆明智等艺人口中得知“河洛大鼓”已初步定名后，遂亦将自己演唱的“大鼓书”改称“河洛大鼓”。
      脱胎于洛阳琴书的河洛大鼓，较之“母体”优越处有几：首先是唱腔质朴流畅，清新明快。既便于叙事，又宜于抒情，胜于琴书的一唱三叹，字少腔多和过于低沉冗赘。其次，河洛大鼓革除了琴书长期以来艺人闭目坐唱的呆板形式，演唱者站立了起来，双手也从敲琴打板中解放了出来，开始通过表情和形体动作来辅助说唱，刻画人物。再次，咚咚作响的书鼓和清脆嘹亮的钢板，在响度、力度和速度方面，均胜过琴书之呆板，极大地活跃了书场的气氛，令人精神振奋。另外，琴书以唱为主，极少有道白，“进戏”慢，一味地吟唱亦令人感到单调乏味；而河洛大鼓则大量地加进了道白，既便于叙事，演员们土腔土调的叙讲也使群众感到自然亲切。还有，在演唱书目方面，琴书因于陈规，多唱小段短篇，且多为讲述才子佳人、儿女情长之缠绵故事，而河洛大鼓脱胎伊始，便大量地演唱公案书、武侠书和袍带书。
      如段炎之《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双打擂》，胡南方之《大红袍》、《大八义》、《小八义》，吕禄之《红风传》、《打严嵩》，高廷章之《彭公案》、《刘公案》等等。这些描述风云际会、金戈铁马，赞颂拔刀英雄，梗直义士的书目，更符合广大群众的欣赏口味。凭上述优势，河洛大鼓很快便取代了洛阳琴书的地位和作用，迅速在伊、洛河两岸流传发展开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主要文娱活动形式。
      河洛大鼓在偃师兴起后，很快发展到四邻各县，不少年青人和改行艺人纷纷投门拜师，学唱河洛大鼓。以早期为例，随偃师县第一、二代河洛大鼓艺人学艺并有所成就者计有：巩县的叶刺猬、陈有功、崔坤、刘林、王强柱（分别为段燕、高廷章和吕禄的徒弟），孟津的张五、朱金良、宋长庆、陈殿卿（外号“气死牛”），宜阳的冯光照、焦五辈、伊川的张银忠、李逢春、张风春、洛阳市区及近郊的肖金德、杨长山、耿森以及嵩县的朱新芳、新安的李改铭等。
      1925年左右，河洛大鼓的第一代艺人如日中天，犹在盛年，第二代艺人已昂然崛起，崭露头角。其代表人物为张天倍、胡书进、马营、陈明智、段文标和贾玉堂等。而张天倍更为承上启下，使河洛大鼓发扬光大，声誉远扬的一代杰出艺人。张天倍天赋出众，才智过人；身材修长、相貌堂堂；耳聪目明，博闻强记。自幼上学，“十年寒窗”为其打下了厚实的文化底子，少年习武，稍长又学唱过京戏，凡此种种，为其日后说书行艺奠定良好基础。加上其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善于博采众长，不断习研琢磨，终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张天倍对河洛大鼓之贡献可归纳为四点。第一，凭借优厚的文化素养，创作改编了一些中长篇书目和大量的小段子，对艺人口头传授之书目中错讹、不合理、不健康的成分进行修正删改。第二，在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步综合运用方面，合理地采用了戏曲和武术中的东西，摸索总结出了一定的规律和程式，极大地丰富了河洛大鼓的表演技法。第三，在唱腔上吸收了其他曲种和其他门类艺术的有益成分，扩大了河洛大鼓的演唱音域和音色变化。尤其是其独创的“坠子口”（被后人称为“玉林板”），旋律轻快活泼，深为广大群众和同行所称赞，并成为河洛大鼓之主要调门之一。第四，张天倍热心辅助后进，广授学徒，为传承河洛大鼓作出不懈努力。其门内徒弟十余人，著名者为河洛大鼓第三代代表人物——程文和，门外徒弟或随其行艺者更是难以计数，其佼佼者如河洛大鼓第四代突出人物——段界平。
      这一时期，除偃师以张天倍为首的一批艺人外，巩县、孟津、宜阳、新安等地亦涌出了一批优秀的河洛大鼓艺人。巩县的叶刺猬、刘林，前者声音奇佳，以善唱著称；后者长于表演，装啥像啥，在站街曾一个人斗败来自郑州的八个女坠子演员。孟津郑聚，能自编书词和设计唱腔，善说大书。宜阳冯光照技艺全面，曾跟张天倍对书达半年之久而不落败。新安李德临、张德星等，亦各有所长，在当地享有盛誉。这些“外籍”艺人亦可成为河洛大鼓第二代艺人中的代表人物。第二代艺人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不仅很好地继承了第一代艺人的演唱和技巧，又大胆地吸收了其它姊妹艺术的精华，在唱、念和表演等方面均有所创新和突破。他们总结的一些规律和程式一直为历代艺人所沿用。在演唱书目方面，他们也拓宽了路子，能够演唱公案、武侠、袍带、逗趣、生活家常和爱情等方面的题材，满足各类观众的要求。其代表性书目有《刘公案》、《响马传》、《水浒传》、《薛仁贵征西》、《五色云》、《交趾罗》、《小黑驴》、《张廷秀私访》、《打慢船》、《金钱记》，以及“三国段子”《草船借箭》、《赵云截江》、《舌战群儒》和“西游记段子”《大闹天宫》、《高老庄招亲》等等。第二代艺人除在洛阳一带行艺外，还到郑州、开封、许昌、新乡、三门峡以及西安、宝鸡等地演出，把河洛大鼓在省内外广泛传播开来。河洛大鼓至张天倍为首的第二代艺人，已基本发展成熟定型。进入二十年代以后，洛阳（包括巩县）一带的河洛大鼓艺人已建起了“三皇社”，制订了一些“社规”、“艺规”。艺人们推举艺德双佳的名艺人任社头，定期摆社，以艺会同道、互相交流切磋，提高技艺。同时亦对违反社规、行为不良之“社员”进行批评、惩罚。1920年，高廷章首次任社头摆社，随之，又有段炎、胡南方、李富路、吕禄、张天倍、叶刺猬等，相继在偃师和巩县摆社。
      四十年代以后，河洛大鼓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此时间，涌现出了以程文和为首的第三代艺人。程文和14岁随张天倍学艺，颇得师傅真传。程亦曾涉猎戏曲艺术，深谙“四功”“五法”要诀。“生、旦、净、丑”装谁像谁。加之声音宏亮、身材魁梧，动作气派，在洛阳一带颇受欢迎，有“压塌洛阳”之美誉。第三代艺人中出类拔萃者还有，偃师县的寇松林、陆庚照、秦天元、王丙寅、巩县的崔坤、陈有功，宜阳的冯保柱、刘保军，洛阳市郊的李德修、肖金德，孟津的周廷奎等。第三代艺人在继承前辈艺术的基础上，对河洛大鼓的唱腔、道白、表演和伴奏进一步予以完善丰富。在演唱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一人演唱的模式，开创了二人对唱及数人分角色，唱“顶角儿戏”的新格局。唱腔的板式不断增加，有表现激昂紧张情绪的“飞板”，也有平缓展开，宜于叙事的“平板”，还有轻快活泼的“三字紧”、“五字垛”以及似说似唱、节奏自由的“滚白”、“叹白”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声腔系统。这一代艺人除在省内广泛行艺外，还远足到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等一些地方演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六十年代初，是河洛大鼓的鼎盛期。广大曲艺艺人在政治上获得了一定地位，生活有了保障。文化部门经常组织艺人开展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对演出行艺亦进行统一安排和管理。洛阳市及各县纷纷建起了专业演出团队，许多河洛大鼓艺人被吸收进去，成了专业艺人甚至骨干演员。河洛大鼓亦在此时正式定名。1950年，洛阳市文联李冷文、李振山与张天倍商量，初次为河洛大鼓定名。1951年，原洛阳地区举办曲艺培训班，在训练班上，有关领导与偃师县艺人亦商定同意定名为“河洛大鼓”。1952年，张天倍参加中南戏剧曲艺表演，中国曲协干部王亚平同志亦将其定名为“河洛大鼓”。从此，遂正式定名。这一时期，老一代艺人，如张天倍正值艺术颠峰期，中年一代，如程文和正当盛年，而新的一代，河洛大鼓第四代艺人已开始崭露头角，其拔尖人物，如偃师段介平、陆四辈、牛共禄、邓存治、王太平，孟津的韩朝渊、李玉山，新安的姜治民、郭书德，以及巩县的尚继业等。五十年代初期，仅偃师一县的河洛大鼓艺人便达八十多人。张天倍于1952年先后参加了河南省及中南区曲艺汇演，河洛大鼓第一次登上了“大雅之堂”。他演唱的《武松炸会》和《草船借箭》获得了有关领导同志和观众的称赞。程文和于1957年参加河南省曲艺木偶皮影汇演，演出曲目《李老三修大渠》；1958年参加全国曲艺汇演，演出曲目《拳打镇关西》。以段介平为首的第四代艺人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新的时代也为他们提供开拓视野，学习技术，广采众长的良好条件。段介平大胆地把河南坠子、三弦书、曲剧、豫剧的一些唱腔揉进了河洛大鼓，他还对前人的唱腔板式予以归类命名。如他提出的“天倍调”，便被纳入《中国大百科全书  戏曲、曲艺卷》。以陆四辈为主的一些艺人对河洛大鼓的伴奏体制进行了改革，在传统乐器坠胡、三弦之外，增进了二胡、板胡和琵琶等，丰富了河洛大鼓的伴奏音乐。
      在新时期里，艺人们积极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互组合作，宣传婚姻法，统购统销和破除迷信等活动，创作和整理改编了一大批新曲（书）目，如《翻身记》、《土地回老家》、《斗争恶霸》、《八哥儿》、《解放洛阳》、《戒大烟》、《小女婿》、《重庆谈判》、《养猪小厂长》、《偃师三十二年规划》、《三破骗子先儿》、《破除一贯道》、《送子参军》、《李老三修渠》，等等。其中一些曲（书）目分别在全省和全国曲艺汇（调）演中获奖。还有一些演员和作者遵循党的“说新唱新”方针，积极创编整理了一大批现代题材的曲（书）目。如《平原枪声》、《林海雪原》、《儿女风尘记》、《红岩》、《豫西烽火》、《雷锋传》、《颂门合》、《探亲捉匪》、《黄河激浪》、《血泪仇》、《洛河泪》、《铁英姑娘》、《张志刚参军》、《一柄短剑》、《三战猪头鬼》等。这一时期，艺人们不仅在北方一些省市活动，还曾到江南进行演出。如程文和、王丙寅便曾到武汉和苏州献艺。苏州的新闻媒介对程、王的演出予以了报道和肯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河洛大鼓也受到了冲击，各县专业曲艺队纷纷解散，艺人们回乡接受“再教育”。传统曲（书）目全部禁演。1972年，偃师县文化局、文化馆复又举办曲艺汇演。稍后，原洛阳地区亦举办了曲艺汇演。各县开始成立各种文艺宣传队，吸收了一些河洛大鼓艺人。原洛阳地区文化局于1975年6月在宜阳灵山举办曲艺学习班。邀请段介平为各县学员传授河洛大鼓演唱技艺。1975年，段介平、陆四辈赴京参加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演出节目为《黄河激浪》，1977年，二人再次参加全国曲艺调演，演出节目为《刀对鞘》。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欣赏水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电影、电视、歌舞等艺术形式的广泛普及，河洛大鼓的从艺人员和观众亦相应减少。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它仍为受人欢迎的一项主要文娱活动方式，1982年，偃师县文化馆举办曲艺学习班，招收男女青年学习河洛大鼓。该县文化馆还多次组织艺人进行专场演出或到农村巡回演出。1985年5月，该县文化馆开始举办河洛大鼓书会。首届书会共参加艺人46位，巩县艺人尚继业亦应邀参加。之后，又相继举办了第二、三、四届书会。为丰富演唱（书）目，原洛阳地区文化局及一些县里的创作组，整理改编和创作了一批传统及现代曲（书）目。如《大宋金鸠记》、《丝绒记》、《包公访太康》、《施公案》、《三女婿拜寿》、《刀对鞘》、《赵春娥》、《卖花生》、《解疙瘩》、《让宅基》等。偃师彭爱香演唱的《奇案千里驹》还被改为话本小说，由河南农民出版社出版。宜阳县王玉功、彭凤阎等创编演出的《计划生育好》、《夫妻嫁娘》等节目，在原洛阳地区文化局和洛阳市文化局举办的文艺演出中，分别获得了奖励和好评。到了八十年代，河洛大鼓已传至第五代。第五代艺人中优秀者有，偃师的彭爱香、牛小枝、李明治、李占土、栾川的王小岳、张共和、宜阳的王玉功、孟津的雷占奎、新安的侯秀英（外号“震塌窑”）等。
目前，河洛大鼓仍然活跃在广大群众中和河南的曲艺舞台上